2025年，復旦大學以“改革·破局”為關鍵詞，啟動了一場被校長金力稱為“動了大手術”的教育教學改革。從學科重組到人事制度調整，從績點計算方式優(yōu)化到人工智能全面融入課程，這場改革不僅關乎復旦的未來， 更折射出中國大學教育在時代轉型中的深層突圍。

面對人工智能浪潮、學科壁壘固化、人才培養(yǎng)與社會需求脫節(jié)等問題，復旦的探索為“大學何為”提供了一個充滿張力的答案—— 既要打破傳統框架，又要守住精神內核；既要回應現實需求，又要超越功利桎梏。

AI時代，真的是在萬眾矚目下來到了人間！當大學教育不再是灌輸知識的殿堂，當大學教育成為生命的喚醒，當大學教育開始回歸“傳道授業(yè)解惑”之時，我們該興奮還是該反思？該如何去反思？我們是誰？我們該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將去往哪里？我們能去哪里？

這需要對自己的身份確認，我是誰？我在哪？我去哪？我咋去？

破局，局在哪？咋破？突圍，圍在哪？怎么突？重構，構在哪？何以重構？

有時想想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突然孔子遙遠地扔來了三字真法： 智、仁、勇——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一

先來說說突圍。

突圍一：學科重構，從“文理醫(yī)”到“四輪驅動”

復旦改革的標志性動作，是將工科拆分重組為6個創(chuàng)新學院，形成文理醫(yī)工“四輪驅動”格局。這一調整看似是學科版圖的擴張，實則是教育邏輯的顛覆。

過去，工科教育往往被框定在“應用”的范疇內，但復旦提出新工科要“從0到10”，將基礎研究與成果轉化貫通。這種“全鏈條創(chuàng)新”的定位，打破了傳統工科與理科、應用與理論的割裂，試圖培養(yǎng)既能扎根基礎研究又能應對產業(yè)變革的“干細胞式”人才。

與此同時，文科招生比例從30%～40%降至20%，引發(fā)“文科衰落”的質疑。

但金力的回應點出了問題的核心： 文科的重要性不取決于學生數量，而取決于質量。 當文科教師占全校近四成時，唯有“做精”才能避免資源稀釋。這背后是對高等教育結構性矛盾的清醒認知——在技術主導的時代，文科需要以思想深度而非規(guī)模取勝，而工科則需要以創(chuàng)新思維突破“工具化”窠臼。

突圍二：人事改革，從“非升即走”到“破卷邏輯”

復旦的“準聘—長聘”制改革，試圖破解高校人事制度的兩大頑疾：青年教師“內卷”與長聘教師“躺平”。

傳統“非升即走”將晉升與去留捆綁，導致學者為有限名額惡性競爭；而長聘后的終身制又可能消解進取動力。復旦的解法是將“留”與“升”解耦： 先通過長聘制篩選出真正有潛力的學者，再通過動態(tài)激勵促使其持續(xù)成長。

這種“不限名額、只問優(yōu)秀”的思路，或將緩解“內卷焦慮”，但關鍵在于如何建立科學的長聘標準與激勵機制，避免淪為另一種形式的“大鍋飯”。

更值得關注的是，改革背后的價值選擇：“大學究竟是老師的大學，還是人民的大學？”金力之問直指高校治理的根本矛盾。當學科設置只為滿足教師工作量，當課程設計以教師而非學生為中心，大學便背離了其本質使命。

復旦的“動刀”，實質是對“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體系的一次糾偏，試圖將資源配置從“存量妥協”轉向“增量創(chuàng)新”。

突圍三：教育本質，從“知識容器”到“思維孵化器”

“大學不是學知識的地方”——金力的這一論斷，看似驚世駭俗，卻揭示了人工智能時代教育的本質轉型。

當ChatGPT可以秒答知識點，當算法能完成標準化考試，大學教育的獨特性必須重新錨定。復旦將人工智能課程全面融入專業(yè)教育，不是培養(yǎng)“碼農”，而是訓練“能用AI解決本領域問題”的跨界者；調整績點制度弱化分數競爭，則是試圖打破“應試慣性”，讓學習回歸思維訓練的本質。

這種探索與復旦“自由而無用”的文化基因一脈相承。所謂“松弛感”，不是躺平懈怠，而是拒絕被既定框架束縛的思維自由。當其他高校學生為績點“卷生卷死”時，復旦人更在意“有權威嗎”的質疑精神；

當學科交叉成為口號時，復旦已用“材料科學全球第二”的成績證明，真正的創(chuàng)新往往誕生于學科的模糊地帶。這種文化特質，或將成為中國高校破解“創(chuàng)新焦慮”的重要密碼。

二

再來說說重構。

重構一：破碎的學科迷宮重構

在阿爾法狗擊敗李世石的那個凌晨，圍棋大師們驚覺：人類引以為傲的千萬年進化智慧，在算法面前竟顯得如此脆弱。這場人機博弈的啟示恰似一記警鐘—— 當知識獲取的壁壘被技術徹底打破，教育正在經歷從“知識傳輸”到“生命喚醒”的根本性變革。

正如喬布斯曾在斯坦福的一次演講中所言：“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們學過多少知識，而是能否在學科的斷層帶上架起橋梁。”

傳統教育如同精密運轉的齒輪組，將知識切割成標準化的零件。牛津大學的實驗室里，物理學家與生物學家仍在各自的專業(yè)穹頂下重復著百年前的研究范式；

硅谷的科技公司中，程序員與產品經理的交流隔著一層專業(yè)術語的玻璃墻。這種割裂的知識結構，恰似用彩色玻璃碎片拼湊的萬花筒，看似斑斕卻無法折射真正的光芒。

達·芬奇曾說：“藝術是自然的女兒，科學是藝術的丈夫。”這位文藝復興巨匠的解剖學素描與流體力學公式相互映照，建筑草圖旁批注著詩意的哲學思考，他創(chuàng)造的不是知識的陳列館，而是一個充滿聯結的思想宇宙。

現代神經科學揭示了更深層的真相：大腦的突觸連接網絡會在跨領域學習中呈現指數級增長。當物理學研究生開始研究量子生物學，當文學系學子選修認知心理學，那些原本孤立的神經元節(jié)點突然迸發(fā)出驚人的協同效應。

這正是“干細胞式”人才的核心特質—— 他們的大腦不是線性排列的知識倉庫，而是動態(tài)進化的神經網絡。

愛因斯坦亦曾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這位相對論創(chuàng)立者在伯爾尼專利局工作時，將數學的嚴謹與物理的直覺熔鑄成革命性的時空觀，完美詮釋了跨學科思維的力量。

重構二：從技能訓練到生命力覺醒

柏拉圖的洞穴寓言在數字時代展現出新的隱喻。當教育淪為填鴨式的知識灌輸，學生就如同被困在洞穴中的囚徒，只能看到投射在巖壁上的虛幻光影。

芬蘭教育改革的成功印證了另一種可能：當學校取消標準化考試，轉而采用現象教學法，孩子們在模擬聯合國會議中學習國際政治，在生態(tài)農場里研究可持續(xù)發(fā)展，知識的獲取自然水到渠成。

正如芬蘭教育部長克里斯蒂娜·林德格倫所言：“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生物合成”項目提供了絕佳范例。來自不同專業(yè)的學生在這里共同研究基因編輯技術，生物學家與設計師合作開發(fā)新型生物材料，工程師與藝術家探討合成生命的倫理邊界。

這種跨界融合不是簡單的知識疊加，而像不同物種的共生進化，創(chuàng)造出全新的生命形態(tài)。 “教育是把課堂上學的內容都遺忘后，剩下的東西。”帕蒂·梅斯如是說。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誕生于對經典物理學的突破性重構，這啟示我們：真正的創(chuàng)造力往往產生于學科邊界的模糊地帶。谷歌公司的“20%時間制”允許員工用自由時間探索跨領域項目，這項制度催生了Gmail和AdSense兩大創(chuàng)新產品。

當教育打破人為的學科壁壘，創(chuàng)造力就會像春日解凍的河流，自然流淌出生命的活力。喬布斯的經歷正是這種跨界力量的最佳注腳：動畫師的敘事思維與計算機科學的算法精神在他手中交融，孕育出顛覆電影工業(yè)的3D動畫技術。

重構三：未來教育的三大支點

項目式學習正在重塑教育的DNA。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的智慧教室里，土木工程專業(yè)的學生需要為虛擬城市設計可持續(xù)能源系統，這個過程中他們要調用流體力學、材料科學、城市規(guī)劃甚至行為經濟學的知識。

項目的完成不是終點，而是激發(fā)持續(xù)探索的起點，就像干細胞不斷分化又保持原始潛能的特性。

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在《思考，快與慢》中寫道：“人類大腦的慢思考系統需要在復雜現實問題中得到鍛煉，而項目式學習正是激活這種能力的理想場域。”

批判性思維訓練應成為教育的核心課程。牛津大學的“懷疑精神”工作坊要求學生每周質疑一個常識，從“地球是平的”到“市場經濟萬能論”。這種訓練不是為了否定一切，而是培養(yǎng)在信息洪流中辨別真知的能力。

正如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所說：“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在假信息、假消息、假新聞泛濫的今天，這種思維能力比任何具體知識都更為珍貴。愛因斯坦更是強調：“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為重要。”

跨文化體驗構建了理解的神經突觸。北京十一學校的國際理解課程中，學生需要模擬聯合國安理會處理全球危機，他們既要站在發(fā)達國家的立場制定政策，也要體會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困境。

這種角色轉換培養(yǎng)的不僅是同理心，更是突破文化認知繭房的思維彈性，如同干細胞在不同微環(huán)境中分化出多樣功能。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曾說：“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在全球化退潮的今天，這種跨文化理解能力顯得尤為關鍵。

三

最后說說感想。

破局，是在認知上破局；突圍，是在觀念上突圍；重構，是在思維上重構。 從認知到觀念再到思維，需要的是金剛之力，需要的是非凡的勇氣，需要的是心中屹立不倒的初心和使命。

復旦的改革注定伴隨爭議：拆分工科是否過于激進？文科縮招是否矯枉過正？長聘制能否避免新陷阱？

但正是這些爭議，彰顯了改革的價值——它拒絕在既得利益與路徑依賴中茍且，而是以破局姿態(tài)直面大學教育的真問題。

大學的終極使命，不是成為知識的流水線，而是孕育思想的土壤。當金力說“要培養(yǎng)能應對不確定性的人才”時，他指向的不僅是教育方法的變革，更是對大學精神的重新確認： 在技術狂飆的時代，唯有守護“自由而無用”的松弛感，堅持“人民大學”的公共性，才能讓教育真正成為照亮未來的燈塔。

復旦的第三次改革機遇，或許正是中國大學教育突圍和重構的一個縮影。

站在人類文明的轉折點上，教育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zhàn)。當我們不再執(zhí)著于培養(yǎng)完美的零件，而是致力于喚醒每個生命的無限可能；當知識不再是束縛思維的鎖鏈，而是啟迪智慧的火種；當教育的目標不再是塑造標準化的產品，而是培育充滿生命力的有機體——這樣的教育才能真正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正如量子物理揭示的波粒二象性，優(yōu)秀的人才既是專注領域的專家，又是跨界創(chuàng)新的探索者，在確定性與可能性之間走出獨特的生命軌跡。

歌德在《浮士德》中寫道：“一切消逝的，不過是象征；那不圓滿的，在這里完成。” 教育的終極使命，或許正在于幫助每個生命找到屬于自己的完滿象征。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這不正是子夏送給復旦即將邁向第三個甲子的十字真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