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復旦大學以“改革·破局”為關鍵詞，啟動了一場被校長金力稱為“動了大手術”的教育教學改革。從學科重組到人事制度調整，從績點計算方式優化到人工智能全面融入課程，這場改革不僅關乎復旦的未來， 更折射出中國大學教育在時代轉型中的深層突圍。

面對人工智能浪潮、學科壁壘固化、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脫節等問題，復旦的探索為“大學何為”提供了一個充滿張力的答案—— 既要打破傳統框架，又要守住精神內核；既要回應現實需求，又要超越功利桎梏。

AI時代，真的是在萬眾矚目下來到了人間！當大學教育不再是灌輸知識的殿堂，當大學教育成為生命的喚醒，當大學教育開始回歸“傳道授業解惑”之時，我們該興奮還是該反思？該如何去反思？我們是誰？我們該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將去往哪里？我們能去哪里？

這需要對自己的身份確認，我是誰？我在哪？我去哪？我咋去？

破局，局在哪？咋破？突圍，圍在哪？怎么突？重構，構在哪？何以重構？

有時想想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突然孔子遙遠地扔來了三字真法： 智、仁、勇——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一

先來說說突圍。

突圍一：學科重構，從“文理醫”到“四輪驅動”

復旦改革的標志性動作，是將工科拆分重組為6個創新學院，形成文理醫工“四輪驅動”格局。這一調整看似是學科版圖的擴張，實則是教育邏輯的顛覆。

過去，工科教育往往被框定在“應用”的范疇內，但復旦提出新工科要“從0到10”，將基礎研究與成果轉化貫通。這種“全鏈條創新”的定位，打破了傳統工科與理科、應用與理論的割裂，試圖培養既能扎根基礎研究又能應對產業變革的“干細胞式”人才。

與此同時，文科招生比例從30%～40%降至20%，引發“文科衰落”的質疑。

但金力的回應點出了問題的核心： 文科的重要性不取決于學生數量，而取決于質量。 當文科教師占全校近四成時，唯有“做精”才能避免資源稀釋。這背后是對高等教育結構性矛盾的清醒認知——在技術主導的時代，文科需要以思想深度而非規模取勝，而工科則需要以創新思維突破“工具化”窠臼。

突圍二：人事改革，從“非升即走”到“破卷邏輯”

復旦的“準聘—長聘”制改革，試圖破解高校人事制度的兩大頑疾：青年教師“內卷”與長聘教師“躺平”。

傳統“非升即走”將晉升與去留捆綁，導致學者為有限名額惡性競爭；而長聘后的終身制又可能消解進取動力。復旦的解法是將“留”與“升”解耦： 先通過長聘制篩選出真正有潛力的學者，再通過動態激勵促使其持續成長。

這種“不限名額、只問優秀”的思路，或將緩解“內卷焦慮”，但關鍵在于如何建立科學的長聘標準與激勵機制，避免淪為另一種形式的“大鍋飯”。

更值得關注的是，改革背后的價值選擇：“大學究竟是老師的大學，還是人民的大學？”金力之問直指高校治理的根本矛盾。當學科設置只為滿足教師工作量，當課程設計以教師而非學生為中心，大學便背離了其本質使命。

復旦的“動刀”，實質是對“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體系的一次糾偏，試圖將資源配置從“存量妥協”轉向“增量創新”。

突圍三：教育本質，從“知識容器”到“思維孵化器”

“大學不是學知識的地方”——金力的這一論斷，看似驚世駭俗，卻揭示了人工智能時代教育的本質轉型。

當ChatGPT可以秒答知識點，當算法能完成標準化考試，大學教育的獨特性必須重新錨定。復旦將人工智能課程全面融入專業教育，不是培養“碼農”，而是訓練“能用AI解決本領域問題”的跨界者；調整績點制度弱化分數競爭，則是試圖打破“應試慣性”，讓學習回歸思維訓練的本質。

這種探索與復旦“自由而無用”的文化基因一脈相承。所謂“松弛感”，不是躺平懈怠，而是拒絕被既定框架束縛的思維自由。當其他高校學生為績點“卷生卷死”時，復旦人更在意“有權威嗎”的質疑精神；

當學科交叉成為口號時，復旦已用“材料科學全球第二”的成績證明，真正的創新往往誕生于學科的模糊地帶。這種文化特質，或將成為中國高校破解“創新焦慮”的重要密碼。

二

再來說說重構。

重構一：破碎的學科迷宮重構

在阿爾法狗擊敗李世石的那個凌晨，圍棋大師們驚覺：人類引以為傲的千萬年進化智慧，在算法面前竟顯得如此脆弱。這場人機博弈的啟示恰似一記警鐘—— 當知識獲取的壁壘被技術徹底打破，教育正在經歷從“知識傳輸”到“生命喚醒”的根本性變革。

正如喬布斯曾在斯坦福的一次演講中所言：“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們學過多少知識，而是能否在學科的斷層帶上架起橋梁。”

傳統教育如同精密運轉的齒輪組，將知識切割成標準化的零件。牛津大學的實驗室里，物理學家與生物學家仍在各自的專業穹頂下重復著百年前的研究范式；

硅谷的科技公司中，程序員與產品經理的交流隔著一層專業術語的玻璃墻。這種割裂的知識結構，恰似用彩色玻璃碎片拼湊的萬花筒，看似斑斕卻無法折射真正的光芒。

達·芬奇曾說：“藝術是自然的女兒，科學是藝術的丈夫。”這位文藝復興巨匠的解剖學素描與流體力學公式相互映照，建筑草圖旁批注著詩意的哲學思考，他創造的不是知識的陳列館，而是一個充滿聯結的思想宇宙。

現代神經科學揭示了更深層的真相：大腦的突觸連接網絡會在跨領域學習中呈現指數級增長。當物理學研究生開始研究量子生物學，當文學系學子選修認知心理學，那些原本孤立的神經元節點突然迸發出驚人的協同效應。

這正是“干細胞式”人才的核心特質—— 他們的大腦不是線性排列的知識倉庫，而是動態進化的神經網絡。

愛因斯坦亦曾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這位相對論創立者在伯爾尼專利局工作時，將數學的嚴謹與物理的直覺熔鑄成革命性的時空觀，完美詮釋了跨學科思維的力量。

重構二：從技能訓練到生命力覺醒

柏拉圖的洞穴寓言在數字時代展現出新的隱喻。當教育淪為填鴨式的知識灌輸，學生就如同被困在洞穴中的囚徒，只能看到投射在巖壁上的虛幻光影。

芬蘭教育改革的成功印證了另一種可能：當學校取消標準化考試，轉而采用現象教學法，孩子們在模擬聯合國會議中學習國際政治，在生態農場里研究可持續發展，知識的獲取自然水到渠成。

正如芬蘭教育部長克里斯蒂娜·林德格倫所言：“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生物合成”項目提供了絕佳范例。來自不同專業的學生在這里共同研究基因編輯技術，生物學家與設計師合作開發新型生物材料，工程師與藝術家探討合成生命的倫理邊界。

這種跨界融合不是簡單的知識疊加，而像不同物種的共生進化，創造出全新的生命形態。 “教育是把課堂上學的內容都遺忘后，剩下的東西。”帕蒂·梅斯如是說。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誕生于對經典物理學的突破性重構，這啟示我們：真正的創造力往往產生于學科邊界的模糊地帶。谷歌公司的“20%時間制”允許員工用自由時間探索跨領域項目，這項制度催生了Gmail和AdSense兩大創新產品。

當教育打破人為的學科壁壘，創造力就會像春日解凍的河流，自然流淌出生命的活力。喬布斯的經歷正是這種跨界力量的最佳注腳：動畫師的敘事思維與計算機科學的算法精神在他手中交融，孕育出顛覆電影工業的3D動畫技術。

重構三：未來教育的三大支點

項目式學習正在重塑教育的DNA。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的智慧教室里，土木工程專業的學生需要為虛擬城市設計可持續能源系統，這個過程中他們要調用流體力學、材料科學、城市規劃甚至行為經濟學的知識。

項目的完成不是終點，而是激發持續探索的起點，就像干細胞不斷分化又保持原始潛能的特性。

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在《思考，快與慢》中寫道：“人類大腦的慢思考系統需要在復雜現實問題中得到鍛煉，而項目式學習正是激活這種能力的理想場域。”

批判性思維訓練應成為教育的核心課程。牛津大學的“懷疑精神”工作坊要求學生每周質疑一個常識，從“地球是平的”到“市場經濟萬能論”。這種訓練不是為了否定一切，而是培養在信息洪流中辨別真知的能力。

正如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所說：“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在假信息、假消息、假新聞泛濫的今天，這種思維能力比任何具體知識都更為珍貴。愛因斯坦更是強調：“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為重要。”

跨文化體驗構建了理解的神經突觸。北京十一學校的國際理解課程中，學生需要模擬聯合國安理會處理全球危機，他們既要站在發達國家的立場制定政策，也要體會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困境。

這種角色轉換培養的不僅是同理心，更是突破文化認知繭房的思維彈性，如同干細胞在不同微環境中分化出多樣功能。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曾說：“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在全球化退潮的今天，這種跨文化理解能力顯得尤為關鍵。

三

最后說說感想。

破局，是在認知上破局；突圍，是在觀念上突圍；重構，是在思維上重構。 從認知到觀念再到思維，需要的是金剛之力，需要的是非凡的勇氣，需要的是心中屹立不倒的初心和使命。

復旦的改革注定伴隨爭議：拆分工科是否過于激進？文科縮招是否矯枉過正？長聘制能否避免新陷阱？

但正是這些爭議，彰顯了改革的價值——它拒絕在既得利益與路徑依賴中茍且，而是以破局姿態直面大學教育的真問題。

大學的終極使命，不是成為知識的流水線，而是孕育思想的土壤。當金力說“要培養能應對不確定性的人才”時，他指向的不僅是教育方法的變革，更是對大學精神的重新確認： 在技術狂飆的時代，唯有守護“自由而無用”的松弛感，堅持“人民大學”的公共性，才能讓教育真正成為照亮未來的燈塔。

復旦的第三次改革機遇，或許正是中國大學教育突圍和重構的一個縮影。

站在人類文明的轉折點上，教育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當我們不再執著于培養完美的零件，而是致力于喚醒每個生命的無限可能；當知識不再是束縛思維的鎖鏈，而是啟迪智慧的火種；當教育的目標不再是塑造標準化的產品，而是培育充滿生命力的有機體——這樣的教育才能真正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正如量子物理揭示的波粒二象性，優秀的人才既是專注領域的專家，又是跨界創新的探索者，在確定性與可能性之間走出獨特的生命軌跡。

歌德在《浮士德》中寫道：“一切消逝的，不過是象征；那不圓滿的，在這里完成。” 教育的終極使命，或許正在于幫助每個生命找到屬于自己的完滿象征。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這不正是子夏送給復旦即將邁向第三個甲子的十字真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