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一批00后本科畢業生已經踏入社會三年。他們曾是父母眼中的驕傲，是老師口中“考上好大學就有好前途”的榜樣。然而，現實卻給了他們一記悶棍——曾經奉為圭臬的游戲規則，突然失效了。

985、211文憑不再是金鑰匙。教育部數據顯示，2025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預計達1222萬人，創歷史新高。在“僧多肉少”的就業市場里，名校光環的邊際效益正急劇遞減。

這代人發現， 自己既無法像父輩那樣依靠勤奮實現躍遷，又難以在社交媒體渲染的“年薪百萬”敘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們被困在“優秀”的枷鎖里，進退兩難。

一線城市，高薪與高壓共生

許璐至今記得拿到211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天，父親特意提前下班，帶全家去了平時不舍得去的西餐廳，她是家里第一個大學生。縣里中學的櫥窗里，她的照片在“優秀畢業生”一欄掛了整整一年。

三年后的今天，她在北京某上市公司上班，非技術崗，年薪27萬，是52歲父親在縣城老家工作收入的三倍。但看似豐厚的薪酬被拆解成基礎工資、績效年終、分四年兌現的股權激勵。直屬領導一句“組里需要有人背低績效”，就讓她這個團隊里最年輕的成員，年終獎直接腰折。

“工作日沒有喘息的縫隙，22點后離開公司是常態，但這并不意味著下班。”她的飛書簽名常年掛著聯系電話。哪怕高燒到渾身疼痛，確診得了甲流，她也只敢請假半天，在醫院拿完藥，回到月租三千的合租房，晚上八點依舊要完成工作任務。“領導問能不能堅持，我哪敢說個‘不’字？”

去年的職工體檢報告像一紙判決書，磨玻璃肺結節、甲狀腺腫大、乳腺增生的診斷結果， 成了用健康兌換金錢的殘酷憑證。 高壓的工作節奏讓她萌生了換工作的念頭，“哪怕薪資降一點。”

可打開招聘APP，現實更加殘酷，系統推薦崗位清一色標注著“5年經驗優先”，她意識到自己的3年經驗甚至過不了簡歷關。BOSS直聘的后臺頁面顯示，溝通過1207次，已投簡歷137次，卻僅換來不到10次用人單位的面試機會。更荒誕的是，那些投遞過的崗位JD，八個月后依然掛在平臺上，像永遠填不滿的黑洞。

“五年，是剛被訓好的牛馬，不管是從工作能力上還是職場心態上。”入行十多年的前輩告誡她，“現在大環境不好，一定要拿到書面offer再離職。”

最接近希望的一次，她歷經一個月，通過三輪面試，談妥薪資，提交銀行流水，卻在深夜?23?點收到“業務架構調整，該崗位招聘計劃暫緩”的HR通知。在小紅書#被鴿offer#話題下，2.5萬篇筆記記錄著相似的遭遇： 關系戶空降、背調發現前司評價存疑、候選人橫向對比，甚至有人只因?HR一句“星座不合”就被淘汰。

“父母總勸我先辭職，開心最重要，但我根本不敢。”許璐清楚地知道，停下就意味著出局。在寒冬里，空窗期就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誰知道下一份工作什么時候才能出現”。

窗外的北京燈火通明，她卻覺得自己像一只被關在玻璃罐里的螢火蟲，發著微弱的光，卻怎么也飛不出去。

在上海靜安寺附近的寫字樓里，張施瑞每天都要喝杯咖啡提神。到手四位數的工資，扣除開銷所剩無幾，好在公司提供郊區宿舍，讓他不必像許多同學那樣，在格子間與地下室之間做選擇題。去年冬天，庫迪與瑞幸的價格戰讓他著實快樂了一陣，有時還能搶到比9.9元還優惠的生椰拿鐵，他笑著說，“感謝資本施舍的松弛感。”

夜晚，玻璃幕墻大廈璀璨的燈光照不亮銀行卡里的數字。每當此時，他都會想起高中地理試卷上那句：“此地的優勢在于其豐富的廉價勞動力。” 原來自己引以為傲的學歷，不過是茫茫職場里最普通的入場券。

而在千里之外的湖北襄陽，C9高校畢業的李昊正站在教培機構的講臺上，對著滿教室備戰高考的學生講解函數公式。曾經，他也想留在上海，但那些用人單位開出的薪資，在扣除房租、餐費、交通費后，剩下的數字讓他清醒——沒有父母的資助，僅憑自己，攢夠買房首付需要整整十年。

粉筆灰簌簌落在他的肩頭，他望著窗外昏黃的路燈，突然想起大學宿舍里，和室友們徹夜暢談理想的夜晚。

體制內，進不去也出不來的圍城

沈煦的辦公桌抽屜里永遠備著三樣東西：金嗓子喉寶、草珊瑚含片和“小蜜蜂”擴音器。回到福建某重點中學任教不到三年，已經因咽喉問題去了七次醫院。最嚴重的一次，她在課堂上突然失聲，醫生警告說再這樣下去可能需要聲帶手術。

“我接受不了自己扯著嗓子管學生的樣子。”她苦笑著整理教案，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喉嚨。實際上，沈煦只比班上學生年長十歲，卻要學著資深教師的樣子處理早戀、網癮甚至家庭矛盾。班上最不服管教的學生，發朋友圈對她進行言語辱罵，只因沒收了他在課堂上玩的手機。可作為班主任，她無法昧著自己的良心對學生不聞不問。

沈煦的工作日從清晨6點的鬧鈴開始，7點前必須到校監督早讀，每周有兩個晚自習要值守到21:30。她苦笑著展示手機里密密麻麻的日程表，教研會、公開課、家長接待日、帶學生比賽……“周末還要備課、批改作業、應付家長群的消息。”

“工作三年了，我至今都算不清自己一個月到底該拿多少錢。”她苦笑著翻出工資單，基本工資、績效、增值工資、課后服務費……各種名目繁雜的項目讓人眼花繚亂。入職半年沒發過工資，直到2022年12月，銀行卡突然多出3萬多元，才知道是被拖欠的薪水。她自嘲是在“為愛發電”，但在父母眼中，這份工作依然光鮮體面——事業編制、帶薪寒暑假、說出去有面子。

“都說教師是‘鐵飯碗’，可沒人告訴你碗里盛的是夾生飯。” 入職后，她被安排兼任教務處行政工作，每天在處理報銷單、會議記錄、迎檢材料等與教學無關的瑣事中疲于奔命。她不是沒想過離職，但服務期未滿的6萬元違約金，讓她望而卻步。更讓她心寒的是，這些行政工作擠占了她備課、批改作業的時間，最終影響的還是學生。

抖音上那些爆火的教資面試變裝視頻，網友看個樂子就劃走了。但對她來說，那是每天真實的生活狀態。“明明自己也才畢業沒多久啊。”沈煦眼下掛著青黑，曾經神采奕奕的雙眸如今卻難掩疲憊。恍惚間，鏡中浮現出三年前那個穿著學士服，頭上簪著花，在畢業典禮上宣誓“為教育事業奮斗終身”的女孩。

天津某985大學的鄧雯在某外企HR崗位實習了近一年，就在她以為轉正板上釘釘時，卻被告知“今年總部凍結了校招名額”，讓她錯過了整個秋招黃金期。春招季的殘酷遠超想象，她選擇邊準備考公邊投遞簡歷，最終只拿到了月薪五六千的offer，看著同學們或升學或有了好工作，她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

經過一番掙扎，鄧雯決定保留應屆生身份全職考公。這一年里，臥室墻上貼滿申論范文，書桌上堆滿行測真題。 更難熬的是社交圈的斷層 ——當同齡人在職場或校園中結識新伙伴時，她的生活只剩下刷題、模考和凌晨失眠時的焦慮。

兩次參加考公集訓班，她發現教室里全是和自己年紀相仿的年輕人。大年初三的教室里，老師在講臺上用激光筆圈著“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的考點，外界的熱鬧是模糊的背景音，教室里只有筆尖劃過紙面的“唰唰”聲，青春在“上岸”的執念中仿佛被按下了暫停鍵。

轉機出現在?2023?年省考，家鄉恰好有個僅限她所學專業的崗位。筆試、面試一路過關斬將，在公示期結束的那天，對鄧雯而言，畢業后停滯的時間終于又開始流動。

“帶著‘上岸’的期待進來，發現不過是換了個泳池繼續溺水。”鄧雯被分配到縣城下屬的村莊。辦公室里，最年輕的同事都比她大?12?歲，閑聊時的育兒經，讓她格格不入。如今兩年過去，調回縣城的承諾仍未兌現。

2024年初，蔣菲從私企裸辭，抱著紙箱站在寫字樓前。北方的風雖冷，卻讓她感到久違的輕松，“終于不用再刻意迎合領導的臉色，等考上編制就穩定了”。然而，空窗期一年半里，參與的十多次考編嘗試均以失敗告終，她甚至沒進過一次面試。

還有不到十天就是下一場編制考試，崗位只招3個人，報名人數卻超過了700人。盡管不知道自己能否成為“分子”，她還是訂了從東北老家出發的車票。異地考編意味著至少千元的交通和住宿開銷，這對沒有收入的她來說是筆不小的負擔。

“等考完這次，我就要開始投簡歷了，還是得先有一份工作，考編慢慢來。”她的語氣里少了幾分孤注一擲的執拗。如今在蔣菲看來， 比起脫離職場桎梏的理想主義，經濟獨立才是更觸手可及的“自由”。

讀研，學歷通脹下的新困境

本科4年“卷”到保研資格的楊思羽，如愿來到北京某985高校讀研。那時她以為，站上更高的學歷臺階，就能觸到理想的職場天花板。

直到以“準畢業生”身份踏入秋招，她才驚覺時代的齒輪早已轉向。即便避開大廠和頭部國企，企業的面試環節里，QS50海歸碩士與清北復交的高材生仍如過江之鯽。

“去年，同門師兄師姐拿到的offer，比我們這屆的薪資要高出20%左右。”最終，她選擇了北京郊區的一家國企，年薪20萬，沒有戶口。

985本碩、北京市優秀畢業生陳松柏，學的是工科專業，手握互聯網大廠程序員的offer，五六十萬的年薪讓同齡人艷羨。可只有他知道，實驗室里那些被拒稿的深夜，改論文到凌晨的焦慮，以及越來越高的發際線。“我不知道能在互聯網熬幾年。”

他出生于湖南的一個農村，父母以種地為生，剛上初中的妹妹視他為榜樣，就像《哪吒2》里那句“七山五嶺可就出了你一個闡教仙人”，這些期許將他牢牢拴在了不能回頭的單行道上。更重要的是，回到湖南，他很難找到這種技術崗位的工作。

年齡成為橫亙在選擇繼續深造的00后面前的另一道坎。趙妍考研三戰夢校失敗后，接受了調劑的現實，卻在收到錄取通知時沒有想象中的喜悅。研一的她看著曾經同屆同學陸續在朋友圈曬畢業照，總覺得自己像個“異類”。

更讓她擔心的是現在讀研的性價比，在offershow小程序可以查到部分企業的校招薪資，尤其是非技術崗，研究生起薪與本科生差距在不斷縮小。在深圳某公司的招聘會上，一位HR更是直言：“同等條件下，我們更傾向年輕本科生，培養成本更低，學習能力也未必比研究生差。”

父輩曾相信“讀書改變命運”，而這代人正在經歷的是——讀書，只是拿到了參與更殘酷游戲的入場券。用學歷敲門磚叩開世界后，才發現門后還有無數扇需要重新推開的門。

在時代洪流中， 他們既不甘做被規訓的“牛馬”，又難以接受徹底的“躺平”。

于是，他們開始尋找自己的第三條路：

許璐每周雷打不動地去上游泳課，她說“在水里能暫時忘記OKR”；沈煦分享教師日常的小紅書賬號悄悄積累了百名粉絲，每條評論都是同齡人的共鳴；楊思羽則開發了意想不到的副業——幫同事代購老家特產，每月多賺幾百塊……

當傳統的上升通道變得擁擠，這代人正在用特有的韌性證明： 人生的價值，從來不該被單一的標準所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