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從中國西部一所大學的新聞專業畢業，和大多數同學一樣，進了地方報社，寫稿、改稿、熬夜，很快熟悉了中國新聞行業最底層的節奏。

但北京的吸引力始終存在。

兩三年后，我也像許多同行一樣，背起行囊，來到這個距離硅谷最遙遠卻最癡迷硅谷的城市。

那時的北京，是個野心外溢的地方。中關村一帶的咖啡館常常坐滿了人，風投與創業者肩并肩地低聲討論，時而攤開筆記本電腦演示個產品雛形，時而在紙巾上草擬一份股權結構。空氣里夾雜著剛編譯完的代碼氣息與炒熱過的估值焦慮。

那是個記者可以直接撥通創業者手機的年代。一些如今再也聯絡不到的大佬，那時還會主動請記者吃飯，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們的夢想。有時，講得還太多了些。

你不知道第二天的發布會上，這家新公司會不會像新浪搜狐一樣大獲成功，也不知道一頓午餐能不能讓你預見一個產品或技術潮流的開端。

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破滅，也沒有熄滅信仰。我們一邊目睹泡沫破裂帶來的裁員和倒閉，一邊又親歷了移動互聯網重新點燃的火焰。

二十年后，一切都變了。

科技圈依舊存在，但它更安靜，也更封閉，更謹慎。

見一個企業創始人需要提前和PR預約、層層協調、修改若干版本的采訪提綱，期待的專訪在最后一刻也有可能打水漂。

媒體不再是記錄者，成了被公關引導的一部分，畢竟企業宣傳要先看風向。

信息流動的速度沒有變慢，但它的路徑變復雜了。

野心勃勃的創業者仍在深夜點燈，但他們不再熱衷講述自己的故事。

與此同時，太平洋彼岸的硅谷也悄然轉身，步入了一個新紀元。

如果說Web 2.0 時代的硅谷是由音樂流媒體、社交平臺和照片濾鏡定義的，那么今天的硅谷則是由神經網絡、圖形處理器和大模型架構建構而成的。

2000年代初，全球化讓人微醺，如今，據說OpenAI樓里的氣氛近乎修道：工時長，會議沉默，零食免費，但鮮有享樂。可以說，是億萬富翁版本的“苦修”。

作為美國科技之都，硅谷已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有人稱之為“硬科技”時代，這種跡象隨處可見。

曾幾何時，還處于青春期的Facebook和谷歌，正在取代像Sun Microsystems這樣的老牌公司，成為最酷的工作場所。早會是在彩虹色豆袋椅上進行的，午餐是免費壽司和拿鐵，下午還有冷藏精釀。午后打完乒乓球出汗了？沒關系，公司提供免費干洗服務。

那是一段“rest and vest” （休息和套現） 的歲月，年輕工程師一邊等著股票歸屬期，一邊在天臺曬太陽。

今天的硅谷，走下了那張躺椅。

社交軟件的黃金時代已然過去，現在的主角，是那些能夠訓練數十億參數模型、在H100顯卡上實現高效推理的工程師。

在辦公室會議室、黑客之家、第三波咖啡屋或Zoom會議上，了解神經網絡、大型語言模型和圖形處理單元 (GPU) 等術語已成為必需。與ChatGPT能夠立即將任何圖像轉換為吉卜力工作室動畫的能力相比，Instagram的照片濾鏡簡直就是舊石器時代的產物。人們討論的重點不是如何使用HTML5編程語言構建應用程序，而是有多少H100顯卡——運行AI程序的熱門硬件——可以獲得。

美國的科技中心也從硅谷的傳統搖籃圣何塞、山景城、門洛帕克和帕洛阿爾托向北遷移到了舊金山，那里是人工智能初創公司OpenAI和Anthropic的所在地。從Notion到Chroma，初創企業聚集在城市南側的新街區，人們管那兒叫The Arena （角斗場） 。如同電影《角斗士》中的羅素·克勞一樣，角斗場里的創始人們也在為爭奪人工智能的霸主地位而互相廝殺，只不過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戰場。

谷歌這樣的科技巨頭不再像以前那樣大舉招聘。那些在大廠工作的人，面臨著管理層的密切關注，正在準備裁減無用的員工。

與此同時，Hayes Valley被戲稱為“腦谷” （Cerebral Valley） ，那里是AI工程師午餐交流的集散地，餐桌上談的是“多模態訓練”，不是愛情和電影。

在文化與意識形態層面，也在悄然變化。

曾經充滿理想主義與技術烏托邦情懷的工程師群體，如今中涌現出越來越多的“自由保守派”聲音。他們認為政府監管是創新的阻力，開始反對職場政治和全球化，把投資方向從社交、消費互聯網，轉向了軍事、能源與航空航天。防務科技與無人機創業公司，開始出現在投資人爭搶的清單上。

有人表示，全球技術共享使硅谷的科技領導地位面臨被中國超越的風險。

招聘廣告里，過去那些寫著“要有講故事能力”與“用戶第一思維”的要求，如今被“分布式訓練經驗”、“高效數據標注流程”所替代。TED式的愿景演講者逐漸離場，取而代之的是擁有PhD和硬核論文的工程師們。

然而，即使在這樣的“硬科技”語境中，硅谷的派對文化仍舊頑強。

2022年底，ChatGPT掀起的浪潮尚未平息，Stability AI就租下舊金山的科學博物館，辦了一場數百人參加的慶功派對。科技、金錢、樂觀主義、酒精與自負混合在一起，構成一種奇特的后人類氣氛。

Uber把原先的辦公樓分租給OpenAI，Meta對Scale AI投入了140億美元。就連一度空蕩的舊金山金融區，也重新人頭攢動。

有人調侃地說：“我們又回來了。”可這個“我們”，不再是當年用Node.js寫投票應用的“我們”。

它曾是夢想的熔爐，如今是智能的煉金術場。創業者不再執迷于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生活方式”，而是試圖建構“一個超越人類的智能存在”。

對于那些曾在北京五道口深夜見證另一輪技術浪潮的人來說，這種陌生，竟也有幾分熟悉。

剛剛去世的許倬云先生曾說：“我不認為歷史是一成不變的周期發展。人類制造的制度即使表面上有一延續性，但是每一時代都會有一定的變化。”

從這個視角看硅谷，它早已不是一個簡單意義上的“科技產業集群”，而是一個文化體制——一個自我生產信仰、價值和權力的文明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技術并不是最核心的變量，秩序才是。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硅谷確實構建起了一種穩定而鮮活的秩序：以“用戶增長”“連接世界”“打造更好生活方式”為核心價值，以VC機制、創業敘事和開放文化為制度工具的科技烏托邦。

這一套秩序如同中國漢唐之間的“天下國家”，不僅自信，還具有某種對外輻射力。北京中關村、班加羅爾、特拉維夫，均是其遙遠的回響。

歷史的邏輯在于疲憊與更新。

隨著Web 2.0故事的重復、平臺權力的固化、工程倫理的失效，這一套“講故事的體制”顯露出老化的跡象。

當AI時代到來，硅谷并非簡單進化，而是完成了一次文明秩序的更替，從“消費互聯網烏托邦”向“冷硬技術軍備經濟體”轉換。

在某種意義上，它正在從“普世文化的中心”退化為“技術民族國家”的核心——一種更狹窄、更激烈的秩序。

但這并不一定就是悲劇。

正如許倬云先生所說：“良法美意如果長時間沒有調整，也一樣會有不適用之時。”

硅谷不是死去，而是卸下了曾經的敘事外殼，進入一個新陳代謝加速的新階段。它從“改變世界”轉向“重構智能”，從“連接彼此”轉向“理解大腦”，從“想象生活方式”轉向“模擬認知結構”。

這是另一個歷史階段的來臨，其張力未必較前一個時代遜色，不過語言與語法已變化。

歷史不會輪回，但精神會換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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