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lián)網媒介究竟是什么東東？

一般說來，有兩種典型的理解方式。前一種叫做傳遞模式，就是把媒介看成一種機械的信息傳播過程，就跟火車運輸貨物一樣，只不過媒介運送的是思想和文字。把媒介看成一種信息傳遞模式，往往和媒介使用者的權力及意識操縱相關，就像雷人案中，我們看到了不法權力的冷血和對于社會集體記憶的操縱。

另一種叫做感知模式。媒介的發(fā)生過程并非簡單的機械的信息傳遞，本質上媒介是一種塑造社會公共生活的容器，就像我們的皮膚一樣須臾不可缺，只有它才能幫助我們感知外界（社會）的“溫度”。在另一起關于豆瓣電影評分的爭論中，我們看到了所謂的“兩個輿論場”――精英階層和網民草根階層的話語撕裂。

2016年臨近年底時發(fā)生的兩件媒介事件――雷人案和豆瓣冤，恰恰可以幫助我們揭示，這兩種不同的媒介觀，如何影響了我們精神記憶，以及如何塑造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方式，進而我們會發(fā)現(xiàn)，互聯(lián)網這樣的一種新的媒介技術，在帝國治理中尤其是如何塑造我們的時間和空間記憶時，如何扮演了一種不可替代的角色。

　　 雷人案：用時間對抗空間

媒介形式的劃分可以有很多種，但就技術變遷對于文化符號體系的影響而言，學者伊尼斯提出了一種有趣的劃分方法:偏好時間的媒介（如口語）和偏好空間的媒介（如文字）。

媒介技術演進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空間對于時間的不斷壓縮和替代。從口語、文字、到電報電話電視，再到互聯(lián)網，媒介技術覆蓋的空間越來越大，需要花費的時間越來越少。

與此同時，人們從當年原始部落小社區(qū)的有機團結，也開始越來越脫離自己的地域性――遠距離傳播帶來的社會交往越來越多，而近距離傳播卻日漸弱化，當所謂的一個社會共同體被媒介分割成不同的社區(qū)空間，人們之間非社會交往就變成了一種水平方式的機械團結――很多時候，我們從媒介看到和關心的信息，都離自己生活的區(qū)域越來越遠。

雷人案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在互聯(lián)網被普及之前，很難想象，一個首都的小區(qū)發(fā)生的一個普通市民被警察打死的故事，會受到如此多的關注――而且大多數(shù)關注者既不認識雷X，更缺少了解，但如此多大學校友和陌生人的加入，已經深刻影響了這樣一起小區(qū)案件的走向。

互聯(lián)網在中國剛剛普及的第一個十年，是從邊緣地帶悄悄發(fā)生的媒介變遷。人們來自不同的社區(qū)，意外在虛擬空間里實現(xiàn)了更加自由開放的社會交往空間――這一過程經常被稱為技術賦能：通過新興的互聯(lián)網媒介，人們在網絡上締結了另外一個新的社會空間：更多的自由度、開放性和理想化色彩。

雷人案也沿襲了這樣的傳播路徑。數(shù)百萬網友在傳播這個年輕人遇害的消息，譴責警察國家中的暴力執(zhí)法，這樣的社會輿論形成，揭示了這一新技術媒介塑造的新的空間觀――在這新技術出現(xiàn)之前，一個發(fā)生在某一個小社區(qū)的年輕人被打死了也就打死了，除了家屬哀嚎求告之外，還能引發(fā)多少關注呢？

在所謂技術為每一個普通市民賦權的同時，互聯(lián)網在中國普及的第二個十年里，媒介管理部門也意識到網絡新技術的可怕威力，開始重組媒介，為官方所用。

更重要的方法在于，除了利用新媒介技術強化人們的集體記憶外，利益集團更懂得了控制時間的重要性，通過控制時間的方法，來進一步操控傳播形式，并將這種利益和新技術的傳播性能結合在一起，以維持更加集中的權力壟斷。

以雷人案為例，這其中的幾個重要時間節(jié)點操控都令人印象深刻：2016年5月7日，當事人死亡；迫于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事發(fā)20多天后6月1日，涉案的五名警察被立案偵查；12月23日下午三點多，五名涉案警務人員涉嫌玩忽職守案被作出不起訴決定；接下來的5天時間里，家屬放棄訴訟，律師聲明退出本案，五名當事人受到行政處理等消息一一釋放出來。

這些經過精心設計的時間點控制，實際上都是為了實現(xiàn)對人們基于雷人案件的集體記憶的精準控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希望以一種更加隱蔽操作的方式，一一規(guī)避核心事實，從而將這一案件的集體記憶從人們的日常生活場景中徹底抹殺掉。

　　 豆瓣冤：網絡影評的社交化與知識壟斷者焦慮

如果說雷人案以利益集團控制時間來消除集體記憶，最終以民意的潰敗而告終，那么2016年年底發(fā)生的豆瓣、貓眼影評受到官媒指責，而蒙受的不白之冤，就更加內人尋味了。

在互聯(lián)網上經常被網友奚落的“專家”（磚家）字眼上，人們能夠感受到知識壟斷者今天面臨的失落感。

在網絡新媒介出現(xiàn)之前，傳統(tǒng)的傳播過程本質上是一種知識壟斷。在人類歷史上媒介從口語向文字遷移的過程中，知識和權力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因為口耳相傳的經驗知識是在場的、帶有神話、宗教和儀式的色彩，可以不斷發(fā)起新的對話加以修正和質疑；而文字傳遞的經驗知識都是不在場的，通過專家這樣的代理人而實現(xiàn)的，因此常常表現(xiàn)為歷史的，永恒的，不容置辯的。

在真實經驗和書本知識之間，專家出現(xiàn)了，他橫亙在兩者之間，替代大眾去了解知識，并負責傳授。而普多大眾呢？從此只要洗耳恭聽，甚至都不用讀書了（至少有羅輯思維大叔幫你讀書，如果你沒有時間、興趣和理解力的話）。

也就從這一時刻起，媒介現(xiàn)實成為了一塊鐵幕。在知識和事物本原面貌、真實經驗和我們生活中許許多多的大小基本事務之間，專家不僅僅是溝通者，更是隔離者――知識專家和利益集團的結合，甚至可以利用地位、身份、名望和權力，為普通民眾提供一種唯一代表人類思維的正統(tǒng)觀點，除此之外，別無他途，也不會有第二種觀點。

就在這個時刻，豆瓣、貓眼等拜互聯(lián)網技術之賜，不合時宜地出現(xiàn)了。在此此前，一部電影拍得好不好，是由哪些吃著官飯的大學教授、電影專家和專業(yè)影評人壟斷的專有知識領域，你一個狗屁都不懂的小白鼠觀眾，哪有置喙的資格和權力呢？

所幸，豆瓣網用的是一人一票的“網絡直接民主投票”方式，除了技術過濾機制外，水軍和五毛黨以及其他謠言制造者一樣，本質上都并不是一種社會毒瘤，因為他們本身就是社會的一部分，誰能指望一個純潔得像天山圣雪、純潔得不含一絲雜質的社會呢？

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豆瓣和貓眼上這些新的輿論產生方式，稱之為“社交化影評”――觀眾自己掏腰包看電影，愛看哪一部就看哪一部，看完之后吐吐槽，發(fā)發(fā)牢騷或者表揚表揚，這本來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為什么這些官媒或者專家動輒就口誅筆伐為“惡意影評”，甚至顛覆重挫了我們偉大祖國的美好電影業(yè)前途呢？

問題恰恰在這里，社交化影評關注直接體驗、吐槽和“物以類聚”，說白了，就是搶了專家們的生意――本來，觀眾的直接體驗都應該有專家來替代并且發(fā)聲的，觀眾所需要的，只是帶上耳朵眼睛，至于哪一部電影具有藝術性、道德品味高低立下，都是專家說了才能算數(shù)的。

媒介研究者會進一步發(fā)現(xiàn)，隨著媒介技術不斷更新，覆蓋空間越來越大，傳輸時間越來越短，事實上，知識精英和無知群眾的鴻溝也變得越來越遼闊――越來越多的觀眾，每天都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依賴專家、媒介機構和服務提供商，從一部電影的評分，到哪一件衣服的品味，甚至是一家美食店的水準，都會有各色專家為你帶鹽，試穿和試吃。

所幸，新的專家――人工智能又要產生了。在頂尖技術、知識專家和利益集團三股河流的合流中，人工智能將允諾一個前所未有的光明新世界，從大腦一樣的機器人腦，到性愛機器人，你的一生從吃喝拉撒和生老病死，機器人的深度機器學習都能代替你滿足。你甚至可以足不出戶，未來的電子技術可以幫你塑造出一種新的、隨心所欲的時間、空間和集體記憶。

比如，如果你想抱著美女去戰(zhàn)斗、打敗一切牛鬼蛇神，史玉柱的網游技術可以幫你實現(xiàn)；你想打飛機或者逛逛天上人間的優(yōu)游歲月，騰訊游戲和無數(shù)網上夜總會讀都可以一一滿足你的各種奇葩欲望；至于讀報，今日頭條就足夠了，從兇殺暴力，到各種光怪陸離的社會奇觀，人家都用大數(shù)據給你一一分類、思考、精挑細選，并且量體裁衣，保證每一條新聞都是活色生香，讓你欲罷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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