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談婧在知乎上對“如何分析 2017 年初以來「 滴滴 出行」打車難、打車貴的現象？”問題的回答。談婧，畢業于清華大學，為Uber中國第八位員工、上海鐵三角之一，后任回家吃飯聯合創始人、前COO，公眾號：十一維客棧（ID:Maggie-Tan-）

作為曾經的專車行業從業者，我認為造成現在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是 滴滴 的派單邏輯存在問題，導致其引導了司機的故意加價和接單速度慢。

你也許注意到這個界面，打車的時候，界面默認在加價的選項上（而且加價還不少！），用戶可以選擇加不同的價格，而平臺會告訴你加不同價格的接單可能性，如果加一次沒被接單，可以調整加價再次叫車。

刨去平臺盈利壓力的因素，這樣的規則制定會給平臺雙方帶來什么激勵呢？司機知道用戶可以多次選擇加價，于是司機選擇第一次不接不加價的擔子，他知道你叫不到車就會提高小費，就故意等著。于是這個規則的結果，是乘客反復加價才能叫到車，浪費了時間，還很可能付了更貴的錢。這個規則下，雙方都能夠玩“自作聰明的游戲”，但結果是雙方都浪費了時間（這是打車系統效率最大化的最重要參數），用戶花了更多的錢，給了規則制定者更多牟利的空間。

可以說， 這個規則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可以被人投機取巧的，且整體效率是更低的 。這不是程維的錯，也不是 滴滴 產品經理的錯，它甚至不能算是個“錯”，因為數千年的人民都習慣于這樣的規則——如果不讓司機做選擇了，司機會不高興的，他覺得他本來可以多收26塊，結果必須接受平臺算出來的13塊，賺少了，但他不知道，如果節省了時間、加上得到單子的概率，他會賺更多，平臺整體效率也會更高——兩千年來的”這一屆人民“一直如此，這不是一個程維可以去改變的。所以，不要抱怨什么，我們承受的果，是我們自己種下的因。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還有其他原因： 滴滴的盈利壓力導致其需要賺取更多的剪刀差價（即，向乘客多收錢、給司機補貼減少）、政府限制本地牌照的專車新政等 ，都是原因，在此不進一步分析。

那么，滴滴和Uber合并以后體驗變差，與Uber離開中國有關嗎？

我仔細觀察過Uber和滴滴的產品邏輯。

Uber的產品邏輯帶來的用戶體驗的確是更加快捷、便宜的。Uber的規則設置得非常簡單，幾乎沒有可以留給個人操作的空間：第一，乘客叫車的動作只按一個按鈕，不可以選司機，不可以自己加價；第二，司機接單只需接受被派的單子，不可以挑選單子，不知道單子的細節，第三，派單邏輯完全由系統完成，距離最近是派單的唯一標準；第四，動態加價的價格由系統計算制定，用戶只能選擇接受或不接受。

而滴滴以及其他國內打車APP的規則就給了用戶很多操作的空間。在易到初期，乘客可以選擇具體的汽車型號和司機；在滴滴，乘客可以選擇加價多少，司機端采用搶單制，司機聽不斷播報的單子，搶自己喜歡的單子，乘客得到的車不一定是最近的。

在Uber的規則下，Uber規則的制定方——站在上帝視角的產品設計和運營人員，必須用大量的思考制定規則，增進規則的合理性。 規則中有大量的參數是可以由運營人員調整的，不同的參數可以帶來完全不同的派單結果和體驗，每個城市的運營人員都用海量的數據分析去研究城市的特性和運營情況，并且不斷地調整參數，以獲取最好的用戶體驗和系統效率。這仿佛就是一個小型的美國社會。

在滴滴的規則下，規則設計者更加省事兒，系統承載的計算量要小得多。 比如，系統不需要計算動態加價的具體價格，而只要設置相對寬泛的閾值和對應的少數幾個推薦加價額，由個體自己選擇加價多少，并經過多次試錯找到匹配。

這樣自主的選擇會讓個體更受益嗎？不一定。

司機常會抱怨搶不到真正的好單子。從概率上說，每個單子都自己搶相比完全由系統指派，最終得到好單子的概率不一定更高，但是人們更信任在一個不一定可信的規則里自己的選擇，并在自主的選擇中得到樂趣。

更有趣的是， Uber和滴滴這兩個APP的差異，以及其所代表的“硅谷派”APP與“中國派”APP的差異，仿佛就是中美兩個社會的縮影。

在中國和美國過馬路，有兩種不一樣的體驗和樂趣。在美國，綠燈的時候人們可以閉著眼睛過馬路，不用動腦子，但卻不被允許在綠燈到來以前穿過馬路；而在中國，則可以有很多方法在某種紅綠燈的組合中找到過馬路的節點，從而節省時間，但代價是無論紅綠燈，你都得眼觀四路、耳聽八方。

這就是不同社會制度及契約精神下的不同個體。美國的社會規則非常完善，每個人很遵守契約精神，當所有人都按照規矩行事的時候，系統能夠達到它設計的最大效率，而個體不需要自己動很多腦子，可以“笨而快樂”地活著。而中國的社會制度相對不完善，個體本能地愛鉆制度漏洞，甚至繞過制度，這對互為因果的蛋與雞互相發酵的結果，就是每個人都很聰明、愛操心也缺乏安全感，而一些制度也沒必要去太仔細地考量。

一個產品，是中國產品經理做的，還是美國產品經理做的，幾乎可以一眼看出。美國的產品界面都是非常簡單的，而中國的產品界面都堆著很多東西，這正是因為兩個社會的基因導致了不同的用戶使用習慣，從而導致不同的產品邏輯。

那么，誰更優呢？數據證明，堆著很多東西的產品界面確實獲得了中國客戶更高的點擊和轉化，實現了更高的頁面效率。兩個制度都激發了創造力，但迸發出的創造力性質卻不一樣，也產生了不一樣的效果。而有趣的是，如果你看過凱文·凱利的《失控》，通過這本號稱“互聯網界《物種起源》”的著作，你會發現中國的規則和系統似乎更像凱文·凱利描述的生態。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常常說，國外的東西進入中國，總覺得會不接地氣。“不接地氣”是外國公司進入中國的頭號死因。為什么全球當紅炸子雞們進了中國就打開不了局面？原因是啥？怎么才可以改變呢？事實的確如此。很多國外的產品和體系，其根植于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會體系，呈現到產品上，只是一個表象。

沒有哪一個產品是脫離了自己的文化的。比如下文所說的滴滴和Uber app，一個是儒家的，一個是“德先生”＋“賽先生”的，所謂的“地氣”，就是文化，這兩個app在各自的文化里都是接地氣的，差異存在于文化之前，而不是app之間。

一家國外公司本土化的過程，不是招幾個中國人、“接上地氣”那么簡單的，就像當你看到了一棵長得不一樣的大樹時，若想把它改變成你習慣的樣子，可不是修剪枝葉那么簡單，大樹的腳下，有一整套錯綜復雜的根系，它扎根于一片獨特的水土。“修修剪剪”而不解決根本性問題，既傷筋動骨，又不切實際，其中又涉及很多人為因素，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西方文化背景的公司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中總是會遇到各種問題。

這一點給我們的啟示要遠超過滴滴和UBER之間的誰對誰錯。

相比高深的理論，Uber和滴滴APP的對比，還有更加輕松有趣的應用。

經常有朋友因為和男友或老公“三觀不合”而神傷，“我讓老公去托關系，使我們在旅游時能占到一個好一點的位置，但他非要走正常渠道，怎么勸都沒有用”，“每次男朋友開車時坐副駕駛，我都要跟他吵架，我特怕麻煩，車該走什么路就怎么開，但男朋友非要找到一條捷徑，在車流里面竄來竄去，這能快多少啊，還不夠折騰的”……這樣的抱怨比比皆是。

有什么方法能在相處之初就判斷雙方的“三觀”合不合呢？也許你可以問問他喜歡用哪個APP，這會告訴你，他是一個遵循規則喜歡簡單的人，還是一個善于在規則中找到機會的人。

同樣的，問問對方相信中醫還是西醫，也會幫助到你獲得很多關于三觀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