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兒子今年五年級，用他班主任陳老師的話說是“面臨小升初前最重要的一年”。但我明明記得，這句話在去年上四年級的時候，老師也說過。

老師的變化是明顯的，作業、測試增多，對成績也更加重視，學生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是——如果考不上好初中，就得分流去技校了。

與老師的焦慮相似，作為家長，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升學壓力下移。

我家學區初中并不是很好，身邊朋友家很多都將小孩送去私立學校。在南昌，排名靠前的幾所私立學校每年都要搖號，中簽率堪比股市打新，很多家長的想法是，寧愿現在花點錢，提前給孩子鎖定一個普高的學位。

焦慮的背后，是前些年各地都在猛推的“普職五五分流”。盡管最近幾年已經不再強調普職各五成，但在傳統的“普高－大學”觀念下，家長和孩子不得不將高考的獨木橋前移到中考。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 “擴大高中階段教育學位供給，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 。同一天，在首場“部長通道”上，教育部部長懷進鵬表示，今年將推出“縣中振興行動計劃”，把縣中作為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的重點突破點。

教育減負推行這么多年，如何滿足人民群眾“上好學”的美好需求，應該是后一階段教育改革的重點。

二

人口結構的變化和學位缺口的壓力，再疊加政策上的普職分流，直接把家長的升學壓力拉滿。

近年來，我國出生人口高峰 （2011～2017年，年均超過1700萬） 帶來的教育需求，將在2026年開始集中爆發，預計屆時中考人數將激增。

2024年，初中畢業生與高中學位缺口已接近86.6萬，若不提前擴容，未來教育資源供需矛盾將進一步加劇。

此外，2023年全國普職招生比為7：3，但公眾對普高學位的需求仍遠高于供給，導致中考競爭白熱化。

而另一方面，普職分流帶來的壓力仍然非常大。長期以來，中考后強制性的“普職分流”被視為教育分層的起點，家長擔憂孩子過早進入職高會限制未來發展。

盡管我國普職比例已非嚴格1：1，但職業教育升學通道不暢、社會認可度低等等問題仍加劇了焦慮。

國家近些年推行的普職分流力度可謂巨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4年普通高中招生1036.2萬人，在校生2922.3萬人；中等職業教育招生575.4萬人，在校生1659.4萬人。

經計算，普通高中招生與在校生規模均占高中階段招生數、在校生數的64%左右。對比2023年，普通高中招生人數從967.80萬人增加到1036.2萬人，但占比卻從約68%降至約64%。

盡管36%的學生進入職校似乎比例并不大，但作為家長，誰愿意做這個被分流的群體呢？

職業教育的探索，我國時間并不短，一段時間中職中專也是香餑餑，但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當前的職業教育遠遠沒有達到社會需求。我們此前探討過日本、德國、美國的職業教育模式是否能夠借鑒，但我們的改革步子又特別慢，國內職教長期跟不上，進一步造成了教育焦慮。

三

擴大高中學位供給，在現階段，直接關系著我們的教育公平。

很多人有疑問，為什么寒門再難出“貴子”？每年的高考發榜的時候，我們看看每個省的清北高校學生分布就會發現，一些縣中如果不靠國家“強基計劃”等行政分配，已經很難再考一個清北高校了。

這背后原因復雜，既與人口流動有關，但更多的是優質高中資源的集中，導致普職分流之下，縣域教育成了“職業教育”。

因此，擴大高中學位供給，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數字增長——雖然數字的增長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資源的重置，甚至是分配數字的重置。

以前讀史，不理解為什么明朝以后科舉要劃分南北卷？就不能全國一張卷，大家一起考試，一起評分，從高往低排名錄取嗎？當我們掰開歷史細讀之后才知道，資源不同，政策不同，如果全部一張試卷一套題，真有可能一張皇榜全是南方人。

這也是為啥我國的高考出現了較大的地域差異，很多省份會單獨命題、單獨劃線的原因，根源是為了保證各個省份的學生能夠享受到均等的讀大學的機會。

所以現階段，要擴大高中學位的供給，更要做好內部的改革與分配。一方面是要進行硬件擴容，通過新建公辦高中、改擴建現有學校、鼓勵民辦高中合規擴招等方式，增加學位總量。

而另一方面，則是要大力振興縣域教育，實施“縣中振興行動計劃”，通過財政傾斜、師資強化、高校幫扶等手段，提升薄弱地區辦學質量，避免優質生源外流。

關于縣域高中的自救，我講一個案例。2022年的江西省文科狀元，出自銅鼓縣的銅鼓中學，這是近十年來縣域中學第一次摘取江西省的狀元，更遑論銅鼓縣只是一個人口僅十萬余人的小縣城，一時間銅鼓中學成為江西教育界的“奇葩”。

《人物》雜志還專門進行調查，寫了一篇《一個高考狀元，和一所縣中的自救》，里面有一句話讓我為之震撼， “不是說銅鼓中學今年出了一個清北生，很強。而是說銅鼓中學19年才出了一個清北生，很難。”

不得不說，在當前教育支出仍較為緊張的情況下，優質資源集中在省會和地級市，如果不改變縣域中學“空心化”的問題，縣域中學將成為普職分流的最大受害者。

四

最后不得不說的是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的問題。

發展職業教育當然很好，我也舉雙手贊成，但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讀職校——這是一個父親的真實心聲。

為什么？因為我們的職業教育太不如人意。

我曾經研究過日本、美國和德國的職業教育，不是說它們一定很好，也不是說照搬過來就一定符合國情，但別人的經驗，值得我們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日本的經驗是普職并重與特色高中。日本高中分為普通科與職業科，但兩者均可升學至大學。政府通過“超級科學高中”“職業高中振興計劃”等政策，強化特色教育與社會需求對接，職業教育升學率超過40%。

我們的職業教育升學率呢？2023年全國中職生通過職教高考升入本科的比例為15%左右，但普高的升學率則高達60%，你想想這里面的差距。

德國主要推行雙元制職業教育，學生每周三四企業實訓、一兩天在校學習，職教畢業生可直接就業或進入應用技術大學。職教與普教地位平等，60%以上中學生選擇職教路徑。

更重要的是，在德國，藍領的地位與白領沒有區別，甚至很多藍領技術工人拿的薪酬比白領更高。有些企業，比如大眾汽車，幾任CEO都是從技術工人做起來的職教畢業生。

美國的經驗是綜合高中與個性化路徑并重。美國高中多為綜合制，提供學術、職業、藝術等多門課程，學生可根據興趣自由選課。社區學院與四年制大學銜接暢通，職業教育通過“職業集群”模式融入高中教育。

我們現在一些地方也在借鑒德國“普職融通”理念，結合日本特色高中和美國綜合高中經驗，旨在構建更具彈性的教育體系，比如發展綜合高中、科技高中、藝術高中等特色學校，允許學生在普通課程與職業技能課程間自主選擇，畢業后通過普通高考或職教高考升學。 此舉既能滿足多元需求，又可淡化普職界限，提升職業教育吸引力。

但當前的問題是，職教改革的探索，并未改變教育“分層”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整個社會仍對職業教育有歧視，仍把它作為成績不好的孩子不得不去的地方。

所以，擴大高中學位供給，不僅要成為應對短期供需矛盾的應急之舉，更應該是推動教育從“分層”向“分類”轉型的戰略選擇。通過硬件擴容、評價改革、國際經驗的本土化融合，逐步破解教育焦慮，平衡教育的“量”與“質”、協調普職關系，繼而推進政策的持續優化和社會觀念的革新。

這需要更深更廣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