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6月，高校畢業季到來，在告別與希冀的復雜情緒中，本科畢業生常鳴 （化名） 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抉擇—— 拒掉海投近百份簡歷后獲得的就業機會，再次備戰考研。 那是一個起始年薪20余萬元的崗位，單純從收入來看，超出不少畢業生的期待薪資。

這個夏季，1222萬名2025屆高校畢業生走出校門，較2024年增加43萬人，他們中的大部分正在或即將涌向就業市場。

近日，教育部發布2025屆高校畢業生就業“百日沖刺”行動通知。5月至8月，聚焦當前就業工作重點難點，挖潛拓展就業崗位，加強畢業生就業觀念引導，精準做好就業指導服務，幫助更多有就業意愿的畢業生在離校前后盡早落實畢業去向，全力促進2025屆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充分就業。

讀研還是找工作？

大四這一年的“一頭一尾”，常鳴都面臨著考研和就業的掂量。常鳴是“雙一流”高校的一名本科畢業生，方向是網絡安全，他的專業在全國排名靠前，找到一份工作甚至是高薪工作并不難。

兩次選擇背后，常鳴糾結的關鍵點，其實是何時將自己的專業技能“變現”，這就像與時間賭一把，賭的是讀研三年后還是現在，何時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踏入大四后，常鳴不得不作出選擇。大四上學期，秋招、考公、考研接踵而至，每一項都需要有效準備，常鳴首先放棄考公。針對應屆生的秋季招聘，會釋放大量崗位。常鳴表示，計算機應用技術類的招聘崗位通常會進行筆試，通過編程考察算法、數據結構等關鍵能力，這與在校側重理論學習不同，必須提前大量刷題，“裸考基本不可能”。常鳴選擇先集中備考研究生考試，“能考上就上，考不上就業”。

與近年來高校畢業生人數逐年增長不同，考研報名人數的趨勢出現波動，2024年和2025年考研報名人數不增反降。 瀏覽招聘信息時，常鳴認為一些互聯網“大廠”的招聘人數有所縮減。這又讓他困惑，三年的工作經驗和碩士比哪個“更值錢”？

2025年2月，得知考研失利，常鳴開始海投簡歷，反復刷招聘網站、“大廠和中廠”的官網，購買招聘軟件的會員幫助篩選意向公司和崗位。整個3月和4月，常鳴忙碌在簡歷、筆試和面試中，“經常晚上還在筆試”。常鳴告訴《財經》，他投出近百份簡歷，筆試了四五十場，收到兩個OFFER （錄用意向） 。常鳴傾向一家做手游的民企，5月前去實習，很快他發現游戲測試崗的工作不是他的興趣所在，另一個發現是“加班頻繁”，經常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多下班，且是無償加班。這些，讓常鳴重新打量這個工作機會，最終臨近畢業時，常鳴拒掉了這個OFFER，準備二次考研。

在澳大利亞知名大學讀研的趙菲 （化名） ，2024年11月回國求職，申請畢業的時間是今年4月，但是她沒有回學校參加畢業典禮，主要原因是“還在找工作”。趙菲是傳媒專業的研究生，她期望在美妝、快銷、新媒體行業找到一份工作。三年前趙菲本科畢業時沒想讀研，很快就在傳媒業較順利地找到了工作。但工作幾個月后，趙菲認為出國讀書更能開拓視野，就辭掉了工作。

有了留學經驗后，趙菲開始傾向外資企業，投了20多份簡歷，一無所獲。在群面環節，趙菲發現進入外企面試的多是名校的碩士生，如果不爭搶答問、打斷別人，可能連發言的機會都沒有。很快，趙菲將意向公司拓寬，不再局限于外企，校招和社招機會都看，差不多符合的都會投簡歷試試。整個秋招季，趙菲沒有拿到一個OFFER，有的公司不給明確回復，“這被我們稱為進入公司人才庫‘泡池子’”。

趙菲告訴《財經》，這次找工作，她發現應聘的流程、筆試面試的輪數都在增加。今年在初篩階段，借助人工智能進行AI面試的公司也越來越普及。趙菲不得不制作EXCELL表格，記錄每次投遞簡歷之后的進展，提醒自己到了哪個流程，還能做什么準備。為了給簡歷增色，更好匹配企業的招聘需求，趙菲付費99元請人潤色簡歷，“更專業的收費更高”。經歷秋招后，趙菲有一段時間緊張得“睡不著覺”。?

2025年初，趙菲準備春招的同時，進入一家公司實習，實習期六個月，有轉正機會。很快，趙菲就發現那家公司的工作節奏她不喜歡，便提前結束實習。在求職季歷經多番磨煉后，進入4月，趙菲經過多輪競爭后拿到一個上市公司的OFFER。

就業供需變化，哪些人才緊缺

上千萬名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不少人公開競爭同一家用人單位、同樣的崗位，這對企業和求職者來說都是機遇與挑戰并存。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研究員毛宇飛，主要從事大數據與勞動力市場分析、高校畢業生就業等研究，目前正在基于招聘平臺的數據做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景氣分析。

毛宇飛對《財經》表示，自2022年起，高校畢業生人數突破千萬，2025屆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一個新高，從供給端看“有一定壓力”。從需求端看，2025年前幾個月的監測顯示，需求同比呈下行趨勢。目前，從供需總體情況看，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

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的矛盾， “這在不同行業、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崗位、不同的企業類型之間都存在。”比如，一些新興行業，崗位較多，人才稀缺。但受到經濟結構的調整，此前吸納高校畢業生較多的互聯網、房地產行業，需求出現收縮。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的職位競爭激烈，一線城市和新一線城市受到畢業生青睞，但一些偏遠地區和城市的招聘崗位出現空缺。最近幾年，不少學生熱衷考公、考研，有的學生國考、省考、選調生選拔均報名參加，從備考到面試周期漫長，這導致秋招和春招時一些企業，尤其是民企，難以吸引到更多的優秀人才應聘。

最近一兩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出現一些新的特點。據毛宇飛觀察， 選擇去企業就業的畢業生，求穩心態加重，不少人第一份工作更青睞國企， “今年，從我們做的就業景氣監測分析看，超過10人同時競爭國企的一個崗位。”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尤其是生成式AI的普及應用，給大學生的就業帶來沖擊。制造業向智能制造轉型，也對勞動力需求產生替代效應，甚至出現“黑燈工廠”。代表新質生產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如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產業，需求在增加。工科類的崗位需求增加，而“白領”文職崗位需求有所縮減。

人工智能賦能新質生產力，這讓常鳴看到了職業發展的前景。常鳴更想從事軟件開發類工作，且他的本科所學即網絡安全就業面不太寬，所以他希望通過讀研拓寬個人能力，同時進一步提升學歷。

一所“雙一流”高校的畢業生錢端 （化名） ，就讀計算機專業，2024年10月末拿到本校的保研名額。當時，錢端正在一家頭部互聯網企業實習，后來這家公司向他發出聘用意向，月薪2.5萬元。錢端笑稱，“這是沾了行業的光”。

錢端和家人都更傾向讀研，自然拒掉了這個OFFER。錢端稱，作為理工科學生，他的大學同學中多數人的第一選擇是讀研，先爭取保研或考研，讀研不成考慮就業，只有少數同學堅定畢業即就業。錢端表示，2.5萬元的月薪，他并非沒有“一點兒心動”，但是在那家公司工作夜里加班是日常，又抵消了這份“心動”。

就業領域的結構性矛盾，帶給求職的大學生們的直觀感受就是， 不同專業的學生、不同學校的學生求職難易程度不一，拿到的薪酬也高低不同。

在一所一線城市市屬高校工作的劉陽 （化名） ，所在學院的專業偏文科，也有文理交叉學科，面向的是專升本的學生。劉陽觀察到，自2020年以來，畢業生及其家長找工作求穩的心態加重。其所在學院畢業的學生，成功考研、考公、考編的屬于少數，個別優秀學生進入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從事工作，“那都是鳳毛麟角”。

用人單位，在挑選應聘者時，首先會篩學歷、篩學校。劉陽表示， 在崗位需求沒那么旺盛的情況下，部分名校畢業生、碩士生在求職時出現“向下兼容”的趨勢， 這對普通院校、專升本的畢業生求職帶來一定沖擊，“對我們的畢業生產生擠出效應”。近一兩年來，數字化發展和智能場景的應用，也對一些崗位產生影響。據他了解，此前幾年他所在的高校一些相關專業，每年都有一些人去金融機構營業廳從事柜臺等工作，但是這兩年金融機構應用數字化和智能化場景普及，減少實體營業網點，推出智慧柜臺新型服務，今年只有個別學生能找到這類工作。

不過，在劉陽看來，專升本的學生多數“比較接地氣”，期望值不像名校生普遍略高。一些學生平時也會從事兼職掙些零花錢，具有社會工作經驗，因此，部分能力強的畢業生能找到一份“差不多的工作”，一些畢業生選擇“小點的或者不大不小的公司”做普通職員。

什么是“好的工作”？

每個畢業生都希望盡其可能找到一份比較滿意的工作。

畢業前夕，放棄到手的工作機會，二次考研時，常鳴與父母商量，得到父母的一致贊同。而此前關于就業選擇，父母的建議則有些分歧，母親希望他選擇更穩定的工作，父親建議他選擇收入高的工作。

找工作的畢業生，選擇背后，其實不是一個人的選擇，有時候實際上是一個家庭的聯合決策。 選擇讀研還是就業，要不要考公，就業行業、工作崗位、工作地點，部分畢業生會受到父母建議的影響。

劉陽觀察到，有些家長的預期超出學生本人。學院的老師會將一些就業機會推薦給畢業生，有的招聘崗位畢業生也想去試試，但家長可能認為五六千元的月薪太低，直接拒絕，“都希望往高一點的地方走”。一些本科畢業生，對選擇銷售和導購、收銀等服務型工作積極性不高，他們會認為這與其學歷不匹配。最近，所在的學院向畢業生推薦去一家高端連鎖商店做管培生的機會，第一年月薪約9000元，對專升本的學生算是不錯的機會，但沒人愿意去。后來有學生求職幾經碰壁，再回來問這個工作機會，那家企業已經招滿關閉招聘。

毛宇飛認為，高校畢業生求職中的一個現象是預期普遍較高。相比起來，公眾的一個直觀感受是“高職生反而好找工作”。這與兩者的教育培養模式不同有關。高職生在校接受的教育，以技能培養為導向，對接市場需求，甚至還有“訂單式”的校企協同培養機制，畢業后可以直接為企業所用。但本科教育培養的是通用型人才和廣泛知識面，畢業生的職業規劃反而不那么清晰。而學歷越高，預期工資越高。“本科生會認為我讀了本科，我的工資要比大專生高，碩士生認為我的工資要比本科生高。”因此，一些學生在求職時會因為工資高低或者對某個崗位的社會評價，而選擇放棄一些工作機會，寧愿選擇“慢就業”。慢就業并不是不去工作，“是他們自己有一定的預期，沒有達到預期時，就暫緩就業。”

關于慢就業，毛宇飛曾專門做過課題研究，他認為慢就業現象背后，其一是畢業生的就業觀念。其二是畢業生希望盡量靠近預期目標，選擇二次考公、考研、出國讀書等，并不是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只有少部分人希望短暫放松一下，但占比很小。慢就業暫緩的時長，與選擇慢就業的原因有關。“一般來說，選擇考研的，通常緩一到兩年。連續幾次失利，多數也就不再嘗試了。選擇考公務員的，有些人會堅持的時間長一些。”另外，這種現象近年來也得到部分畢業生父母的支持和鼓勵。

錢端的個別同學打算暫緩就業，選擇近年來國外大學生流行的“間隔年”Gap Year。據錢端了解，他們主要是沒有想清楚從事的職業方向，或者沒有找到符合預期的工作。因此，打算利用暫緩的時間，再去捋清楚職業規劃，多積累一些項目經驗，或者自己嘗試開源項目練手，讓簡歷更豐富。

勞動力市場正在經歷變化，全球的青年都面臨就業選擇問題。與慢就業不同，還有一些人不打算進入職場。毛宇飛表示，2017年以來，國際勞工組織開始廣泛關注在全球出現的尼特族 （NEET） ，指的是不升學、不就業、不接受培訓的青年群體。尼特族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均存在，這是全球存在的一種趨勢，且比例在上升。

毛宇飛認為，大學生就業面臨的主要問題， “不是沒有工作，而是如何找到好的工作”。 不同的人對于“好的工作”有不同期待，公眾比較普遍認可的標準可以從收入水平、工作時間和環境、職業發展路徑三個維度衡量，這些關乎工作的穩定性和給勞動者帶來的獲得感與幸福感，但這些標準也難以清晰地量化。

2024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發布《關于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 （下稱“高質量就業意見”） ，總體要求提出，城鎮就業穩定增長，失業水平有效控制，勞動參與率基本穩定，現代化人力資源加快塑造，就業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穩步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不斷擴大，勞動者就業權益有效維護，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努力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

高質量就業意見專門提到，對于高校畢業生等青年，拓展就業成才渠道。促進市場化就業，完善工資待遇、職稱評聘、培訓升學等政策，開發更多有利于發揮所學所長的就業崗位，鼓勵青年投身重點領域、重點行業、城鄉基層和中小微企業就業創業，有條件的地方可對到位于縣鄉中小微企業就業的高校畢業生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強化針對性職業指導、職業介紹、技能培訓、見習實習。強化對困難家庭畢業生、長期失業青年的就業幫扶，促進其盡早就業、融入社會。支持留學回國人員同等享受就業創業政策和服務。

多元化的就業政策

在2025年近期的一次調研中，毛宇飛看到一些“積極的信號”變化。

毛宇飛稱，他在調研中了解到，一名碩士畢業生選擇去北京市朝陽區的一家人力資源服務企業工作，那是一家民營企業，具有非京籍在京就業落戶需求指標。“雖然名額很少，但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以往，北京落戶的指標多集中在央企、國企、事業單位，以及部分高新技術產業。

因此，毛宇飛認為，轉變高校畢業生及其家長的就業觀念，需要鼓勵多元化經濟發展，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提高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穩定性和吸引力，讓更多企業創造出更多高質量就業崗位。他建議，各地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根據當地經濟發展需求和人才戰略，制定政策吸引和留住人才。比如，在一些中小城市，沒有落戶政策的限制，畢業生更多需要的是職業發展機會、稅收優惠、住房優惠等，政策可以在這些方面發力。

2025年5月30日，教育部門下發開展2025屆高校畢業生就業“百日沖刺”行動的通知，主要任務包括加力拓展市場化就業崗位、加快組織政策性崗位招錄、加大就業指導和幫扶力度、加強去向登記規范管理。據公開信息，自2020年起，教育部開始自5月起開展就業“百日沖刺”，當時受多種因素疊加影響，2020屆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面臨較大壓力”。

劉陽認為，近年來高校畢業生人數逐年攀升，這給高校帶來一定壓力。最近幾年，為了促進高校畢業生順利就業，相關部門挖潛政策性崗位，吸納高校畢業生就業，充分發揮政策性崗位穩就業的作用。政策性就業崗位，主要是指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基層項目等，面向高校畢業生開拓的政策性崗位。比如科研助理崗，自2020年起教育部等相關部門發布通知，支持高校、科研單位面向高校畢業生設立科研助理崗位，吸納高校畢業生就業。另一方面，相關部門近年來相繼出臺第二學士學位、靈活就業社保補貼、求職補貼等有關政策，完善就業保障。

為了拓展市場化就業崗位，教育部門要求高校有針對性地開展訪企拓崗，校領導班子、院系領導班子成員均要認真落實訪企拓崗要求。劉陽表示，學校和院系領導訪企比較容易落實，甚至包括簽署校企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等，但訪企之后并不代表就能帶來就業崗位，真正招聘時，還出現供需并不匹配的問題。企業希望用較低的成本招聘最好、最能干的員工，學生一看工資太低不愿去，這就出現“有活沒人干”與“有人沒活干”。

高校畢業生就業是就業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部門在最近的“百日沖刺”行動指出，規范準確登記畢業生去向，加強就業數據審核。各地各高校要嚴格執行“四不準”“三不得”要求，對每位畢業生的就業材料進行細致審核把關，重點整治“被就業”“花式簽約”“人崗不符”“實習變就業”、佐證材料不完整不規范等問題。據《財經》了解，即便是屬于靈活就業的畢業生，也得有相應的佐證材料。

2025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構建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服務體系的意見》，對構建高質量就業服務體系、促進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充分就業有關工作作出部署。該意見指出，優化培養供給體系。科學研判人才發展趨勢及供需狀況，以促進供需適配為導向動態調整高等教育專業和資源結構布局，完善招生計劃、人才培養與就業聯動機制。

毛宇飛建議， 加強和完善大學生就業形勢的監測與研判。 充分借助大數據的手段，監測不同學歷、不同專業、不同城市等大學生就業形勢，建立動態的職位信息系統和人才供需對接機制，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并定期向給高校反饋，高校等教育培訓機構根據市場需求及時優化人才培養體系，提升大學生的就業技能。

大學生如何提高就業技能？

當下的技術發展和產業升級，對畢業生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暫不進入就業市場，讀研和備考的錢端、常鳴，對幾年后的就業市場也不是那么“確定”，他們不確定人工智能發展的速度和成熟度如何，是否會取代一部分工作，造成工作崗位的縮減。

毛宇飛表示，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廣泛應用，對一些基礎性的工作造成影響，因此一些就業前景不夠廣泛專業的畢業生，也在擔心出路在哪里？對此，他認為未來受到人工智能和自動化融合的影響，一些低技能的崗位、受綠色經濟轉型影響的重污染行業的崗位等，需求正在縮減，但未來的趨勢是職業轉型和迭代而非完全替代，“趨勢是崗位數量減少，但是技術含量提升，傳統職業疊加數智化”。

但當下及未來，也有一些新的職業和崗位需求涌現。毛宇飛表示，隨著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的融合，與數字化相關的產業和崗位將激發更多的人才需求。當前，中國人口老齡化持續加劇，帶動銀發經濟、照料經濟的崛起。“但一些大學生會認為這是一個低技能的崗位，怎么去吸引大學生參與，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另外，加快綠色經濟轉型，綠色低碳產業成為經濟增長新引擎，將來也會吸納一部分就業需求，目前人社部已標識綠色職業137個。

生成式AI大模型的應用，對一些基礎性的文職工作崗位造成沖擊。這也讓一些公眾擔憂，未來是否更需要的是高技能勞動者和低技能勞動者？毛宇飛表示，這種現象被稱為“就業極化”，即高端技能和低端技能的勞動者需求數量增加，中端技能的勞動力數量減少。這種趨勢，目前在中國并不明顯，但中等收入群體或者中等技能者應該引起重視， “他們要做的是提高自己的職業技能，形成終身學習的理念，不斷提升各項技能”。

一些新的職業和就業形態，也需要不斷發展完善。比如，照料經濟行業，雖然薪資并不低，大學生為什么不愿意去？主要還是就業觀念問題，認為這是一個低技能的崗位，是一個體力勞動，與他的學歷并不匹配，不能發揮專業所長。“這其實給我們一些啟示，一是引導大學生就業觀念的改變，二是對這些崗位進一步挖掘。照料經濟行業，未來也不單純是體力勞動崗位，老年人還需要陪伴和情感關懷等，這對從業者其實提出更多技能要求。”

大學生如何才能找到好的工作？

毛宇飛建議，高校畢業生做好不同階段的職業規劃，把職業規劃前置，制定清晰的職業目標。在大學早期階段，就逐漸理清所學專業的就業領域和自己的預期，需要具備的專業技能和提升路徑。其次，提升各項技能，包括專業技能、適應數智化時代的數字素養與技能、團隊合作等軟技能，提高大學生的多元化能力。當前，知識更新迭代加快，人工智能時代獲取和學習知識也更快，“技能的培養甚至比單純的知識積累重要”。